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下，拥有政治地位比拥有财富更具有话语权。我的父亲当时仅仅经营着几个煤矿，而类似的煤矿在国内有无数个;父亲还背负着银行的贷款。

　　我花钱的时候小心翼翼。对于父亲给我的钱，我总觉得有种沉重感。他的财富里包含着太多不确定性，以及多少心酸的奋斗。

　　而与我的畏缩相比，她有着更从容的财富观念。总是能凭着喜好购物。

　　在看过她有卫兵把守的四合院，我对她竟然产生出了陌生感。我不像我的小说里写的那么轻松。

　　我忽然发现，她与我不同的某些生活习惯，一些我很少注意的事情，其根源不是因为爱好，而是因为身份。比方说她喜欢高尔夫，经常去京郊的高尔夫场。我对高尔夫球并不陌生，但我和家里人没有打高尔夫的习惯。在我的观念里，打高尔夫有一种目的性，和请客吃饭别无二致，都是为了谈生意。在我的思维惯性里，我缺少一种从容生活的态度。可这并不由我决定，而是由我在经济活动中的位置决定的。

　　而父亲破产之后，我更加地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位置。我习惯了往前冲锋，就像与白军战斗的保尔柯察金，这种孤军奋战的感受，有时候让我发自内心的羡慕她。

　　尼采说我是寂寞，可能是寂寞吧。尼采所谓的孤独，应该是一个人也能维系的充实心境。而我有时候还往身后看。

　　父亲破产那天，我母亲和父亲叫我早些回家。我回去，看到我父亲在背对着我抽烟，我母亲站着。我看向母亲，母亲看向父亲，示意我和父亲说话。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在家里头母亲什么都说了算，不会叫他在家里抽烟，所以我很少见到父亲在家当着我的面抽烟。有时候父亲接打电话，母亲都会把门打开，叫我父亲出去处理。青花的烟灰缸里堆了些烟头，灰黑的烟灰盖在上头。屋里头烟味很大，还是他的软中华。

　　父亲平静地对我宣布了破产。

　　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，我当时很平静地接受了。我问父亲我还能继续上学吗?父亲说他会想办法。假如需要卖房子他也会卖。他也会去求他的朋友。

　　我说：“不用了，爸。我就在国内念。高考也没啥。你别去求人，行不行?”

　　卖了房子，家里的气就散了。我宁可不念书。

　　我和他还商量了一番。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事情。我没有哭也没有闹。最后商量下来，我将会参加高考。

　　后来我办了手续，学校把我转到高考部去。老师们也很帮忙，尽可能地为我退了些学费。

　　我从国际部离开，和她就不再是同班同学了，我还要和她说明情况。高中时我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和她说了，我想自己也记不清楚了。但一定不是网络上。

　　这就是小说的最后部分。我看看还需要做哪些改动。

　　“……

　　‘你不出国了?为什么?’

　　我看着她，突然在想，也许她家里能帮我，难道不是这样吗?我和她那么好，她难道不可以帮我吗?她家里不是有大官吗?不然为什么住在那样的四合院里。少将?中将?也许是上将呢!难道是她爷爷?她爷爷是不是解放战争的英雄?她家里人有没有可能是官员，住在那样的四合院里，正部级?有没有可能是副国级?她和我关系这么好，让她去求一求他们难道不可以吗?这种事儿，对他们来说不就是打个招呼的事儿吗?他们和银行打声招呼，银行不就能贷款给我父亲了吗?父亲亏的钱，对他们来说不就是点买土的钱吗?她在我眼里不一样了，她在慢慢变高，变得比我高，比我高一头，继续变高着，我已经需要仰视她了，她变得好高，我一下变成了一个小矮人，一个舞台上画着花脸的小丑，在巨人面前即便站着也像跪着，何况，我真的站不住了，我就要跪下了。难道要给她磕头吗?路边的红墙，骤然拔高到天上，漫天正统而压抑的红色，笼罩了北京的天空，我就这样仰视着，忽然发觉自己可悲的很。

　　我才发现自己是一文不名的，我们直接原本就有巨大的鸿沟。只不过因为彼此年龄都小，没有察觉过罢了。小孩子是最天真烂漫的生物，他们带着天堂中天使的祝福，能够无视人世间的污浊与尘垢，假如有一处天堂，真正的天堂，那我们都应该变回婴儿，在一处游乐场里。可我那天一下子长大了，我觉得自己不再有小孩子的纯净，我开始变得世俗，变得和那些大人一样。

　　‘你为什么不说话呀?这不都高三了吗?不是要一起去纽约吗?’

　　后来我回忆那天，总觉得日落的很早，下午三点太阳就落山了，有可能吗?在秋天，太阳直射点的确在南半球，但距离南回归线应该还有很远。可我总觉得我当时是站在夕阳下的，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从胡同口，到胡同深处。应该还有漫天红霞的。红透了的火烧云铺盖在苍穹上，照的银杏暗黄。

　　我看着她的眼睛，万幸，那还是小孩子的眼睛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我恨透了自己的成熟，我多想放下复杂的思虑，把我心底最最简单的爱对她和盘托出。

　　但很快，我又对她微笑起来，我和她说：‘我现在比较喜欢语文，不想再搞理科了。学中文就没必要出国了，国内的好学校很多。’

　　我又和她聊了一会儿，勉励了她几句，鼓励她继续求学。我和她说，我一会儿还要补课。国际部也学基础课程，但我之前还是以英语学习为主的，还要下一些功夫。时间很紧张，可我不服气的，我觉得留在国内，我也可以考一个好学校不是吗?我天赋很高，又肯下功夫学，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。我还有北京户口，已经十分幸运了。在北京高考总还是简单的。

　　直到把她送上公交，我才冷静下来。

　　……”

　　我只是小说里这样写。现实中呢?现实中我想过去讨好她吗?我觉得我没有这么无耻，但毕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不是吗?

　　我也不想让我父亲破产，可我父亲的破产已成事实，我面对的就像一片荒原。

　　就是那天，我觉得是自己性格里的骄傲阻止我寻求外在的同情。而这份骄傲，保存了我的尊严。

　　我不愿意去幻想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诗人总说不能缺少浪漫，可我说，男孩儿到男人，需要现实点了。

　　少年的浪漫，恰恰是源于自己对自己的高估。这种高估，是一种小资的情节。和她分别那天，我得以细细观察我周围的人们，而在某些日子里，我曾经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不同的。我觉得自己出生在富有的家庭。自己从一开始就是人生起跑线的赢家。我觉得自己有幸在北京最好的高中念书，自己知道很多很好的餐厅，自己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拍的文艺而雅致，包括自己习惯了打车出行。我以为自己是脚不沾地的。

　　可当我回过神来。父亲所铸造的“天堂”一下子垮了，我发现自己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知识和才学。从破产那天开始，我也需要坐地铁上下学了。无法出国留学的我，终究需要自己面对国内的高考。

　　我和她终究是不一样。

　　她的幸福是我无法复制的。与其继续赖在她身边，还是起身出发吧。她可以去美国，她可以继续打高尔夫。而不成熟的我，还要多久才能再和她站在一起?

　　除了那些幸运的人，难道平凡的人不能上天堂吗?这些幸运的小孩子，在现实中已经拥有了莫大的幸福，这种幸福是普通人无法体会的。幸运的小孩子，只有生活在父辈们构建的桃花源里，才能永葆童真和快乐。

　　可我也有属于我的天堂。这样的天堂，要求我活在真实的尘世里，感受真实的痛苦，却创造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。有些人觉得个人的成就相对于宇宙来讲是微不足道的，可个人的成就相对于自己来说，难道不是宏伟而感人的吗?

　　我的这篇小说，终究也是写给自己的。

　　我知道五点天要亮起来。我还没有在火车上看过日出。写了一晚上小说，身体已经很疲惫了。硬卧的床位有点窄，而且穿着衣服睡在床上反倒有些冷。这时间点餐车应该没有吃的。我起身去冲泡面，热水蒸腾，我眼镜起了雾。坐在车厢的走廊里，泡面也有自己的滋味。我于是就等着天亮，听火车轧过钢轨。

　　将近凌晨五点，太阳初生。我还醒着，得以看到日出。硬卧里另外五个人还享受着美梦，美景却转瞬即逝了。

　　我看向窗外。

　　远山连成灰色的幕帘，是倒映在天际的倒影，和灰色模糊的云翳交合。混沌间本来没有色彩，可日光乍现，每样事物就显出原色来，淡紫色的云雾从山脊间漾开，刹那间金光四射，就像赫尔利斯射出的无数根神箭，神箭接触到大地，万物就苏醒了，重获新生。此刻，华北农场的花翎公鸡估计已经打起鸣来，黑白花的奶牛缓缓抬头，浑浊的眼睛里映出良田的耕种与收获。

　　而我在内蒙境内，看到平原上灰绿色的草茫茫无边，远方的风机不停地转动，连成一片草原上钢铁的森林。轻快的风吹动了风机的叶片，也推动着能源海洋地风帆朝前方行进。这片大地上的人们，我硬卧还在安眠的朋友们，他们之所以能高枕无忧，他们难道都是靠祖辈的荫蔽吗?我在心里把这份阳光分享给同我一样在生活的普通人。

　　列车九点到呼和浩特站，还有四个小时的路程。看到日出，我的心也晴朗起来。我刚才好像情绪低落了一阵?是的，晚上不睡觉，脑子里的神经递质自然会不够用，可现在，心情总归是好太多了。

　　父亲在鄂尔多斯还有一座煤矿，当然，他现在账面上是身无分文了，这座煤矿不知道在谁的名下，但还是他的。因为很多原因，这座煤矿一直没有开挖，可能是因为事故。这也是他最近才告诉我的。我这段时间还做了个梦，他凭借这座煤矿东山再起了。父亲已经很幸运了，他并不是倒在“倒查二十年”，没有牢狱之灾。况且他还远没有五十，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和母亲生下了我，现在还算壮年，时间是他的财富。

　　不过无论他能否再获得财富，我已经不再是不懂事的孩子。我也将追求属于我的事业。自古以来，都有福兮祸兮，祸福相依的教训。我飞快地成熟了，这也是上天给我的财富。这让我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，我比身边只会玩的同学走得快了些。

　　列车向地平线奔去，阳光从背后射来，我和太阳一起向西奔跑。春天总在寒冬后到来的，那会儿，康巴什早已是五颜六色的花海。煤炭、稀土、天然气从鄂尔多斯的土地里喷发出来，将会把富饶带给每一个在土地上耕耘的人。